在這句話之前，司馬遷引述了歷史上文王、孔子、屈原、左丘明、孫臏、呂不韋、韓非等人在困境中發(fā)憤著書立說的事跡，來為自己受宮刑后忍辱偷生撰《史記》的行為辯護。最后說："仆誠以著此書，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，則仆償前辱之責，雖萬被戮，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，難為俗人言也!"

這句話，若將"道"作為"言說"來理解，則可譯為："然而，這些話可以對智者說，難以對俗人講。"在今天的語境中，一般都很自然地這樣去解讀。收有《報任安書》的《古代漢語》(王力主編，中華書局1981年版)中雖沒有對這句話作注解，但對前文"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"句，作如此譯解："這是說，如果把我心里的話全說出來，更不為俗人所了解了。"顯然，注者認為這句話更易理解，便不作注譯，想不到以為沒有什么問題的句子中存在大問題。按照我的理解，這句話的正確譯法應為："然而，這些可以作為智者的行為準則，難以成為(像我這樣的)俗人的見解。""俗人"是司馬遷自謙之辭。前句"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"，"俗人"也是司馬遷之自謙。此句應譯為："至于像我這樣的下賤之人，對于事情的原原本本是不能輕易表示看法的。"以司馬遷當時忍辱之身，對任安這樣的待罪求援之人，不會也不宜發(fā)憤世嫉俗之牢騷，把包括漢武帝在內(nèi)的權貴直斥之為"俗人"。當然，這"俗人"之自謙可能含有反諷與牢騷在，但字面顯義上應無話柄可授與人。因此，唯有按謙辭理解，才符合當時情理。而且，在當時語境中，這種謙辭應是無歧義的，可見此句中"道"、"言"應作名詞解或名詞化的動詞解為宜。

孫延喜